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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黎世的第三位银行家表现得跟所有其他人一样。那是位老先生，长着白头发和白色的络腮胡子。在我们简单的谈话结束时他说了句奇怪的话：“卢卡斯先生，我知道，这是您的职业，但我想建议您的公司，停止调查，结束此案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您永远也不会获悉真相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
“也许您会了解到真相，”他引导地说“但是您无法拿它怎么办。谁也不能拿它怎么办。”

“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”

“这我不能告诉您。请您相信我，我在这一行里算老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当，它有着非常奇怪的规矩。”

“但不该有非常奇怪的法律。”我说。

“还是有的，卢卡斯先生。”他抚摸着他的胡子“如果您继续调查此事，我看得出您还会这么做，对吗”

“对，肯定无疑。”

“那就还会发生更多的事故。不是金融事故，是人命事故。”他站起来，这就算结束这席谈话了。他说：“不管对方是谁，我们永远都不应该马上诅咒别人。我们应该和善、原谅、宽恕”说时他用苍老、疲倦和伤心的眼睛望着我。

“什么？”我喊道，可是他似乎没听到我的话。

“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一切情况，”他继续说“那么每个人就会很容易原谅一切，人类就没有了高傲、骄傲、自满和貌似公正了。公正，卢卡斯先生，这是抽象的。”

“不，”我说“对不起，我不得不反驳您。公正不是抽象的。公正是具体的。”

他盯视我良久，然后默默地耸了耸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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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“多尔德”酒店里有给我的一条消息。要我立即跟古斯塔夫联系。他已经打来过两次电话，急切地等着我回电。两分钟后我接通了他。

“喏，”他那懒洋洋的、狡猾的声音说“你有什么成果吗？”

“压根儿什么也没有，”我说“可这才是我访问的第四十一位银行家。”

“我相信，你不必再跟其余的人谈了。”古斯塔夫说“乘下一班飞机飞回法兰克福吧。你的朋友，那位‘法兰克相宫’的门卫领班打来过电话。他说他有什么东西要给你，要你去找他。给我打电话，好让我知道，你何时飞回杜塞尔多夫。”

“又是瞎报警。”我说。

“不是，”古斯塔夫说“这不是瞎报警。我从尿里就感觉到了。这始终是最高的警报标志。快飞吧，罗伯特！”

我飞了。三点钟左右我到了“法兰克福宫”当我走进厅里时，门卫领班喜形于色。

“这可真是神速！我去通知卡灵。他还等在酒店里。你们不能在这里谈，这太引人注意，他不想这样。他是个好人，但是他害怕。”

“卡灵是谁？”

“一位侍者，”门卫领班说“还相当年轻。自从您上次来过这儿后，我一直在员工中打听——现在，我觉得我好像是发现了点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卡灵会亲口告诉您的。现在是三点。三点四十分，您在火车总站前的大报亭那儿跟他碰头。”

“我非常感激您。”

“废话！您知道的，我会尽力帮您！也许，卡灵对您讲的话对您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您还是别太早地感谢我吧。”

“我如何认出卡灵来？”

“他阅读慕尼黑晚报，体育部分。他会靠在报亭上。他跟您一样高大，棕色头发，三十二岁，脸瘦长苍白，叼一支雪茄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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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卡灵先生吗？”

那个长着棕色头发、瘦长脸、站在法兰克福火车总站的报刊亭旁读慕尼黑晚报的人，从嘴里取下他的雪茄，打量着我说：“您好，卢卡斯先生。”

火车站里和站台上人头攒动，不停地有喇叭声响起，火车开进开出，那噪音正好合适，人群也是。没人注意我们。

“门卫领班说，您有什么情况要讲。我当然付费。”

“除非您分文不付，我才会讲。”卡灵说“您跟我们的门卫领班是朋友，我理所当然帮您忙——但是不要报酬。”

这种事我还从没遇上过。

“那好，”我说“好吧。”

“是这样的，”卡灵说，人们从我们身旁匆匆走过，孩子们哭闹，火车头鸣笛，车轮滚动“事关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那次银行家大会，对吗？最后一天晚上赫尔曼先生作了一个报告，用英语。”

“关于什么？”我问“详细谈了什么？”

“谈现代工业社会里银行家的伦理和义务。”卡灵说，吸着他的雪茄“电梯旁有块黑牌子，对不对？我是指酒店里。那上面总是公布，何时何地有何事。因此我知道了这个题目。据说那是一个非常聪明和人性的讲座。我是从其他银行家嘴里听到的，他们来到宴会厅出席自动冷餐会。我们准备了盛大的自助餐和一个酒吧。我在自助餐那儿服务。于是